于漪一个曾经的偶像_于漪：一个曾经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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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诵  白尘

一

于漪曾经是甚或现在依然是中学语文教师，不，是整个中国教师群体心中的偶像。

２００１年教师节期间，上海举行了庆祝于漪从教５０周年大会。方仁工、张定远、欧阳黛娜、钱梦龙、黄玉峰、程红兵、高万祥……这些在语文教学界鼎鼎大名的人物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道贺。一时间群贤毕至，高朋满座，足见于漪在语文教学领域里的声望与影响。

上海一位友人告诉我，１９８０年代，于漪老师的公开课《海燕》在电视里直播时，大上海可以说是万人空巷，人们纷纷守在电视机前争睹她上课时的风采。事后，就连高教界也在谈论于漪与她的《海燕》。我听一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谈及当年盛况，说一位同事出差回上海，问及上海最近有什么动静，历史教授说，都在看《海燕》直播呢，《海燕》还有点看头。

我相信这是真的。只要想想当初文学界是怎样的激动人心，《伤痕》、《班主任》等作品人们是怎样地争相传阅，就不会对此有任何疑问了。

于漪曾说，她是从讲台上成长起来的语文教师。她之所以在“文革”一结束便能冲出来，是与她在“文革”之前的教学成功分不开的。在这一点上，于漪及她的家人都有着这样的感触。现如今并不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于漪之子黄肃，谈及母亲的成功时非常自豪。他认为，他的母亲在“文革”之前就已经非常成功了——她的课上得非常好，至少，上海是拿不出几个像他母亲这样的优秀教师的。

于漪极富激情的讲课，奠定了她作为语文教学界一代情感派大师的地位。但于漪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将自己的语文教学从实践的层面提升到了理论的层面。我们从于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发现，她对语文学科性质的理论阐释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１９８１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学探索》一书，第一次对于漪１９７０年代末以来的语文教学实践与思想进行了综合评述，进一步确认了语言／语文是工具、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的观点，同时强调不能把语文课简单地归结为工具课，而应该注意这门课程的思想性；１９８０年代初期，于漪又进一步强调，语言／语文不仅是交际工具，而是认知、思维的工具，在全面思考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后，于漪提出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同时继续强调语文学科的思想性；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于漪则开始思考语言／语文的文化内涵，阐释语文教育中综合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的问题。

１９９０年代，于漪的《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和《语文教学要讲求综合效应》等论文引发并推进了一系列关于语文教学的讨论：语言的工具意义、文化载体意义、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语文学科的多重属性与多重功能以及它们的多层次多角度性……这里我们姑且先不谈于漪观点的正误，我以为，这些讨论本身对厘清语文教学是什么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作为一个长期工作在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我觉得无论是世俗的声望还是学术的成绩，于漪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身在基础教育领域里的于漪与罗竹风、陶本一、章熊、朱绍禹、顾黄初等身居高等学府里的语文学者相比一点也不逊色。而另一些人，如程红兵、李镇西、李海林、陈军、高万祥以及于漪所在的杨浦高级中学的谭轶斌等受惠于于漪有多少，恐怕一时也难以说清。即如笔者也曾数次亲聆于老师教诲，所得可谓终身受益。于漪对当代教师的影响，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是一言难尽的。

二

对于漪这样一位名师，从内心里生发出一种由衷的崇敬之情是自然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于漪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审视。而且，我以为也只有这种审视，才足以让我们对于漪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当然并不仅仅是针对于漪的。

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与道的问题。无论是从“文道结合”的角度，还是从“文以载道”的角度，我们发现，更多的时候，于漪是以道为先的，有时甚至牺牲文，以文祭道。她的所有的激情与语文的诗意，都是建筑在“道”之上的。文本的自觉意识并没有在于漪的精神世界里形成。她有时无法从文本的张力出发来寻求对文的教学与阐释，转而以道来释文。对某些陈旧的宏大话语的过分因袭，可能是于漪的悲剧。因为这种宏大的话语方式压制甚至牺牲了老师和学生的个性。我看过很多于漪的教案与课例，都有这样的感觉：她对课堂的驾驭与把握更多的是从共性上去探求的。思想先行，可能是于漪甚至是那一代所有语文教师的文本认识论。道统先于语文的意识，这是于漪的缺陷，也是那一代语文教师的悲哀。我有时真的感到很困惑，我不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到底承载的是时代的重负呢，还是在自发乃至自觉地品味着这种宏大话语的快意？所以，在面对于漪时，我们觉得将语文还给语文，可能是最重要最务实的事。这种话说起来可能过于沉重了些，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这份清醒。

第二个问题就是于漪“与时俱进”的高速度。当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之前，语文教育界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她的教育思想恰逢其时；当１９８０年代语文教育界提倡“发展智能”时，她也修缮自己的观点予以响应；而当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强调“重视语言能力训练”，她以及她的拥戴者们，也能够从她的体系中，梳理出重视语言训练的观点；而当１９９０年代语文教育界强调“人文”时，于漪又俨然成了语文教育界“人文”的旗手；当近几年“宣传新课标”时，于漪同样激情四溢，积极之状不亚于任何一位年轻教师……于漪的语文教育思想简直给人一种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感觉。客观地说，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谁的思想都难免打上些微时势的印痕，但于漪转换的速度毕竟太快了，让我这个后生小辈即使在后面拼命地追都有一种“赶不上趟”的感觉。

仔细阅读于漪关于人文的许多著述，我觉得对“人文”的真切涵义，于漪自己恐怕也并不十分了然。往深层揣摸，我恍然发现，于漪孜孜追求的所谓“人文”，仍然是几十年未根本更易的在语文教育中进行的思想、道德、情感教育。在于漪那里，变的也就是一种提法而已，而内在的原核好象一直都是根深蒂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中，于漪与其说是一位语文老师，不如说是一位挺立在语文教
育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

于漪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上了一辈子课，教了一辈子语文，但是上了一辈子深感遗憾的课。”这固然是一种永不满足的精神，张志公曾对此感叹地说：“于漪教书简直教得着魔了！”对这种心态下的于漪，我从不怀疑她的“遗憾说”的真诚，但我还想说一句：真正的遗憾其实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对语文教学本身的叩问，而应该是对一种教育文化的叩问。

我忽然对于漪的价值产生了一种探究的欲望：于漪的价值是不是仅仅只存在于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语文教师身上？伟人之所以是伟人，那是因为他们经得住时间的推敲，有着非同凡响的穿越时空的力道。我这样说，可能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于漪只能产生于那样一个特定的文化极端匮乏的时代，而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资源日渐丰富的时代，可能也不再需要于漪这样的名师了，因为于漪们是无法以他们的精神力量来引导这一代人的成长的。

三

由于漪我还想到了另一个话题：我们时代的大师。

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太多了，特别是语文大师。改革开放以来，像雨后春笋一般，冷不丁就会冒出一个来。可是，在我的感觉里，大师总得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砥砺才能锤炼出智慧与哲思的光芒。在中学语文界，至少在教学技术和语言修养、文学修养、理论修养（这里的理论修养要求更高一点，包含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教育学理论等）甚至人类文化视野等方面都要臻至很高的境界才可谓之大师。说白了，这样的大师集天地钟灵、人文毓秀于一身，百年之中，大浪淘沙，也就数人而已。而如果精英辈出，则肯定是一种假象。现在的一些语文教师年纪轻轻就跻身特级之列，靠着应试得来的一点荣耀，在那里自诩为大师，有的甚至就是靠语文的手段以自肥。我不知道这是语文的悲哀还是语文教师自身的悲哀。

而更令我浩叹的是紧跟其后的一些青年语文教师，他们非但没能挣脱于漪时代就形成的对语文的桎梏，反而以一个高考战士甚至斗士的形象苦苦挣扎于应试的泥潭里。我不禁想问一句，我们这样一代代地沉湎在高考的题海丛林里，中学语文教育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呢？

就在那天的报告会上，我耐心地听完了于漪的一个私淑弟子上的一节研究性课程。我觉得，她的课完全游离于文本之外，更别说什么文本的内在精神了。我不知道这样的课好在哪里，示范的必要性又在哪里。坐在台下，我静静地看着她在台上一招一式地演出，心头无尽的感伤涌动，几欲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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