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一词起源]从“文化”一词的起源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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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胡同文化》的“文化”含义和上文材料的作用

江苏省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214044） 徐松  

汪曾祺的《胡同文化》选入新教材以来，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和喜爱。不少地区公开课展示、优质课评比时，多以此作为“蓝本”。笔者在多次听课中发现，教师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不尽相同。另外，由于对“文化”一词的含义理解不够透彻，故不少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时，对《胡同文化》上部分材料的处理较“虚”，仅笼统地说是“铺垫”，至于为何“铺垫”，则语焉不详。为此，本文试从 “文化”一词的起源说起，谈谈对上述问题的个人理解。

据专家考证，“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 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 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叉”均指此义。在此基础上，“文”又有若干引申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尚书• 序》所载伏曦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论语• 子罕》所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其实例。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所以《尚书·舜典》疏曰“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两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尚书·大禹谟》所谓“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归纳以上诸说，“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

“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段话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这段话说，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

西汉以后，“文”与“化”方合成一个整词，如“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因此，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领域之范畴。随着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差异，现在“文化”已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成为众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但基本形成了以下的共识：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人类从“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的“植立之兽”（《思问录·外篇》）演化而来，逐渐形成与“天道”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人道”，这便是文化的创造过程。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而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这里的“自然”，不仅指存在于人身之外并与之对立的外在自然界，也指人类的本能、人的身体的各种生物属性等自然性。文化的出发点是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进而也改造自身即实践着的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举例言之：一块天然的岩石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工打磨，便注入了人的价值观念和劳动技能，从而进入“文化”范畴。因此，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既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生理与心理的、工艺与道德的、自律与律人的）的不断提高和完善。由此可见，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很大，故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称作“大文化”。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这“共业”包含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等。广义的“文化”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立论，认为正是文化的出现“将动物的人变为创造的人、组织的人、思想的人、说话的人以及计划的人”，因而将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统统摄入“文化”的定义域。一般来说，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多持此类文化界说。

与广义“文化”相对的，是狭义的“文化”。

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作“小文化”。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是狭义“文化”早期的经典界说。在汉语言系统中，“文化”的本义是“以文教化”，亦属于“小文化”范畴。本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里的“文化”，也属狭义文化。《现代汉语词典》关于“文化”的释义①，即“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当属狭义文化。一般而言，凡涉及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均属狭义文化。

综上所述，现代人们在某一地区或某一事物上时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是就“狭义文化”而言的。除了上述所说的含义外，当代中国社会在使用“文化”概念时一般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性：（１）历史性（２）群体性（３）影响性。如华夏文化、吴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众所周知，北京的胡同记下了北京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并蕴涵了浓郁的地方文化生活气息，是天然的北京民俗风情展览馆，烙下了北京市民的各种社会生活的印记,故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含义，当然应同于“华夏文化”诸例。

有了上述的知识，再回过头来看《胡同文化》，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汪曾祺先生是深谙“文化”之义的。文章一开始便点明，“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了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这就说明了一定的生存状态，久而久之，便会产生一定的思想文化状态；而一定的思想文化状态又会产生一定的固有的生活状态。接着作者在第二段一下子告诉了我们大量的胡同名字，是为了增加“文趣”吗，非也。因为胡同名字的演变，实际上从侧面说明了胡同历史的悠久；胡同名字的通俗，正说明了胡同文化的平民化，它直接与第五段内容相照应。第三段作者则重在说明胡同的大小和种类的繁多。接着介绍了胡同与大街的关系以及胡同与四合院的关系，从而指出了胡同与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因而所谓胡同文化就是北京的市民文化，是北京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析到这里，我们也就明白了作者之所以不惜用大量的笔墨向读者介绍北京胡同的情况，正是为了落实和说明胡同“文化”产生的根源。试想，如果没有了众多的大大小小的胡同，没有了胡同悠久的历史，当然也就无法形成具有北京地方色彩的“胡同文化”。正如前面所说的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背景，所以说，《胡同文化》上部分材料在全文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教师应该让学生深切体会到这一点。

（全文 34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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