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梦龙教学案例分析]钱梦龙：方格之内的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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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军

一

钱梦龙，这个名字在我１９９２年参加工作时已声震教坛十余年，可叹余生也晚且不好学，对其人其事所知甚少。直到工作的第四个年头，有机会参加一个大型的语文教研活动，我才第一次领略他上课的风采。那次的公开课是《死海不死》，他对教材务实灵活的处理，他设置问题的巧妙新颖，他引导学生探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让我大开眼界：原来语文课可以上出这样高妙、纯熟的境界！我这样的称颂完全发自内心，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全部语文教育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模式化：即所谓“作者介绍、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的“五大块”教法。作为这种教育的牺牲品，我深感喝这样的“狼奶”已使自己先天不足、发育不良，所以工作伊始我就是这种教法的激烈反叛者。在最初几年的实践中，我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尝试了一些粗浅的、在当时也属异类的做法，但总是感觉信心不足。钱梦龙的课虽不敢说让我“心有灵犀一点通”，但至少觉得“如听仙乐耳暂明”，从而产生了一种心灵相通的戚戚感、亲近感：这不正是我一直努力追求的境界吗？

听钱梦龙的这堂课使我的语文教学由自发开始走向自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把他当做自己的导师甚至以之为“靠山”，我开始努力走近钱梦龙，走近他的“三主三式”导读理论……当然，在这样一个不断追寻的过程中，我也从未丧失自己的独立思考。

二

学界、理论界似乎总有一个习惯，就是名师一定要有理论包装，一定要冠以某某法或总结成口诀式的数字标语，不然会显得没有“理论高度”。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学语文教学界各种理论和教学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景象。我知道，许多时候这并不是名师们的本意，而是风气使然。在接触钱氏理论和教学法时，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告诫自己：钱先生不是这样的。

声震语文教坛的“三主三式”语文导读法，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作为理论基础，以“自读式”、“教读式”、“复读式”为课堂教学基本模式。据说，这个理论的形成经过了钱梦龙漫长的探索，曾在语文教学界引起广泛强烈的争鸣。但我却感到一丝疑惑：这样简单的常识还需要争论？

我实在看不出“三主理论”有什么原创、独特的思想，因为“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学生是认识的主体”、“技能主要靠训练形成”等尽人皆知的教育常识在各类教育著作中可谓俯拾即是。它是古今中外大教育家与卓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们共同创造的思想结晶，钱梦龙只是将散见的常识性理论综合归纳，并以之为指导在语文课堂实践中进行了探索和总结。至于“三式”，更是三种早已有之的阅读课型，算不得他的发明。所以我更认为钱梦龙是三主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我说这些“大不敬”的话并非意味着我对钱先生的“大不敬”。我觉得，钱梦龙之所以能成为泰斗，不是因为那个没有多少原创性的“三主三式”，而是因为他令人叹为观止的课堂教学，这是他雄踞中学语文教坛的最大资本。我以为，钱梦龙在语文教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实践、操作上将语文教学引向了一条“最少迂回、时间上最经济的捷径”。在“五大块模式”占统治地位、语文教学少慢差费严重的１９８０年代，他这种直指文本、直指问题的务实做法，实在具有拨乱反正的重大意义。

我注意到，每到一地开课，他都要让学生提前将问题写到纸上交给老师，然后他再作分类讲解。这样做不仅让学生预习了课文，而且培养了学生的质疑精神。他上课实际上就是以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心任务，这使他的课带有明确的目的和实效。可以说，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焦点问题”才是钱氏课堂教学的关键所在。

钱氏导读的技巧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设问上。上《愚公移山》一课他对文中“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这句话的经典提问广为人知：“京城氏家里那个小孩子也跟了愚公去参加移山劳动，他的爸爸肯让他去吗？”这种从思维侧翼寻找思维切入口的“曲问”不仅使学生迂回地找到了答案，而且锻炼了他们的思维，提升了整个教学过程 的品质。

这样的曲问在钱梦龙的课堂中比比皆是，他的教学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问得经典。我以为强烈的问题意识、发问技巧和务实的教材处理方式所体现的教学思想乃是钱氏语文教学的精华。这并不纯粹是个技术问题，它是和“文心”、学养融为一体的。真正成功的语文教师，靠的是他们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目的、任务的真正理解和整体把握，靠的是其自身的文化品格和功力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全方位的辐射和渗透，而不是靠那些所谓的教学法和操作技术。

三

钱梦龙倡导和践行的“三主三式导读法”无疑奠定了他在中学语文教学界实力派、技术派的地位，听过他课的人无不为他导得巧、问得妙、挖得深、讲得透而倾倒。但“三主三式导读法”到底将语文教学引向何方，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这一教学法虽有现代教育理论的包装但基本上还是属于传统教法的范畴，还是几十年来语文教学重视基础、讲深讲透讲实的技巧化的翻版。

有人用“训练论”来指代钱梦龙的语文教学思想，的确，在钱梦龙的导读体系里，“训练为主线”被赋予了重要意义，成为老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纽带。但就语文教学实践而言，应当是听说读写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训练，而钱梦龙的“训练”似乎只体现在“读”的方面，尤其主要表现在寻章摘句、精雕细刻、细磨慢研、苦思冥想、死中求活的深挖方面。许多字词句的意思或用法也许连作者都没考虑到，而钱梦龙却能“训练”到。这恐怕是“以训练为主线”在“深挖”方面的卓然成效吧。至于如何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质，钱梦龙显然没有给出圆满的方案。

其实，对那些技能性的东西，也许采取练的方式有一定效果，但对那些非技能性的东西“练”就难以奏效。语文教学，更讲究涵泳其中，让学生在良好的语文气氛和语文环境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提高其语文素质。让语文素质化入人的整体，成为学生作为人的一部分，这些是“练”不出的。过分强调“练”只能让学生得到些生硬、呆板、缺乏气韵的东西，无法达至心领神会的创造境界。

钱梦龙多次说，中小学的语文课毕竟是语文课，它不同于一般的人文学科，也不同于文学欣赏课。在一篇文章中，他特别强调“虚构”是只适用于文学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段，学生在作文中虚构会带来“做人”和“作文”方面的不良影响，并把学生作文中胡编乱造、假话连篇的现象归咎于虚构。

钱梦龙这样突出语文学科与文学的差异、排斥文学性虚构是片面而且有失公允的。这恐怕基于他对语文工具性的认识，因为文学不是工具，不好操作、不好“训练”，所以他也就干脆将之拒之门外。但语文这个工具毕竟不是寻章摘句、应付考试的工具，而是交流沟通、陶冶情操的工具，更是驰骋想象、激发创造的工具。一方面，我们无不痛感语文课上得没味道，老师、学生文学修养差；一方面又竭力反对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总把学生禁锢在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里，如何指望学生有灵性、有诗情、有创造呢？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求实、创新，但人文价值是科学的基础，语文的科学化决不等同于标准化、程序化、工具化。我一直认为，一个不爱好文学、精神品位不高、文化视野狭隘的人是当不好语文教师的，而在语文学科上排斥文学虚构，则有可能是对学生灵性和创造力的扼杀。我知道钱梦龙年轻时也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有很强的文学功底，课更是上得气韵生动，所以我宁可把他的这些观点看作特定情况下的“愤激之语”。

我看过钱梦龙许多公开课的课堂实录，虽然那些精心准备的师生问答巧妙绝伦，“完美得令人遗憾”，但我认为这样的课堂内敛而封闭，还是属于那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切尽入教师“彀中”的传统好课的类型。由于他上课主要采用频率高、节奏快的谈话法问答法，有时甚至还会导致琐碎而低效。这其实已经不是在与学生进行真正的“对话”——“对话”其实不仅是一个操作技巧的问题。“交谈”式的教学，未必就一定能产生有意义的“对话”。

据说，现在像钱梦龙这一辈特级教师的上课在“业内”被称为“做课”，我不知道这是否为语文学科所独有，我认为这个词是对语文教学最大的曲解、嘲弄和作践。真正的大家是有思想、有境界、有风格而无技巧的。朱自清、叶圣陶没提过什么教学法，我看他们对一些文章的分析和讲解很平实，但极精当、大气。其实，上课本来就是给学生提供一个探索、质疑、讨论、创造的平台，真正的好课哪有什么观赏性？而我们现在的公开课不是看学生表现而是看老师表演，教师成了万众瞩目的演员。课上得好或坏，主要看教师“技术复制”水平的高低，谁来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教育发达的欧美国家是没有公开课这一说的，我的从美国和加拿大访学归来的同事们说，人家的母语课堂轻轻松松，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实实在在。没有老师的寻章摘句、细磨慢研、舌灿如花，却真正落实了“以学生为主体”。面对美国６年级学生自己查阅文献、以标准的研究生论文模式撰写并当众答辩诸如“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等论文时，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扎实，还有什么心情在课堂上把玩、挖掘、研磨词句？寻章摘句、细磨慢研、苦思冥想、深探巧挖决不是智慧，决不是灵性，决不是创造！单纯地为精彩而精彩那是在作秀！在导入  奇、设问巧、挖掘深等方面投入过大是舍本逐木的操作主义与技术主义作法！

四

我一直在想：语文教学的目的是什么？语文水平、语文能力体现在什么地方？答案可以有很多，但语文教学肯定不是培养注解家、阐释家、探幽家，而是为了培养会思考、敢质疑、能创造、善表达、有批判精神和沟通能力的人。象钱氏这样在文章里深探巧挖的教学是不是琐碎、匠气、狭隘了点？我们在对字词句翻来覆去把玩、研磨、探幽的过程中，到底消耗掉了多少灵性、诗情和创造？我们绞尽脑汁、搜索枯肠的目是什么？我苦思冥想，只能悲哀地发现：这是为了考试！考试才是惟一的买家，因为只有试卷上才会出现这些“问题”。

 事实上，从一开始，钱梦龙那一代名师就是作为应试教育的成功操作者而走上名师之路的，他们的教学最终还是以迎合考试为指归的。及至成名之后，他们或因身份所限，或因利益所系，也往往是在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为应试教育添砖加瓦。

对于考试，钱梦龙也曾发过一句著名的“天问”：为什么学生在语文课上花了大量时间学到的东西，除了用于对付考试外，实际上都是些基本无用的？我觉得这里有一种悲怆的无奈。钱梦龙的课为什么“雅俗共赏”，就在于既有“观赏性”，也具有应试的实用性，而语文教学难道就只有这些内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在我看来，钱梦龙在课堂教学上的“出神入化”总有那么一种“茶壶里面起波涛”的味道。

每次看他们“做课”我都在想：我们今天不缺课堂教学的高手，像钱梦龙这样的名家，更应该以自己的威望和功力去研究考试、去影响教育决策层，因为从目前的现状看来，只有考试评价方式发生了革命才能真正救中学语文教学于水火。在“天下一统”的教材里钱梦龙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但他为什么不像洪宗礼等一批特级教师那样把教法与教材统一起来进行改革，自编实验课本，通过实验教材的编写，促进教法改革的提高，给自己也给后人开辟新的天地和发展空间呢？

钱梦龙那一代特级教师在语文教学的问题刚暴露并引起重视时已享誉天下，其时也正是中国知识界、文学界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此后，他们就一直奔走在全国各地的语文讲坛忙碌于做课和评课，却始终也没有迎来语文教学的黄金时代。相反，语文教学却以一种无法遏止、变本加厉的荒谬步伐加速前进，以致受到了全社会的猛烈批判。这种反差是耐人寻味的。按说，语文教学的问题刚暴露时，也正是社会上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之际，如果能更多地吸纳来自“非语文”、“非教育”的各种优秀文化的滋养，他们在语文教学上的成绩可能不会就此止步，语文教育也本不应如此不堪，但最终他们的语文教学却只是多了些字字词词句句，为的还是那些分分分，而没能在语文教学的“质”的探求上作出一些新的开拓，也鲜有对文学思潮对社会人生的触摸，这反映了他们视野的局限，而这也正是中国语文教育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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