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摘抄】《红与黑》与《米》中的社会环境对主人公心灵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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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江

（宜宾学院中文系 四川宜宾 644007）

摘  要：与个人动机有着密切关系的是社会环境或社会条件。社会环境在塑造人们的性格和人格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吸收周围所有的信息和影响,并把这些因素融入到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之中。《红与黑》中的于连和《米》中的五龙作为平民个人奋斗者受社会环境影响及其心灵世界又有异同之处，又有共同的归宿——他们俩人所追求的东西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制约。

关键词：社会环境；自卑情结；归宿

时间对作家和作品的评判，是最无私而又公正的。回顾1830年11月15日，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在法国巴黎问世以后，歌德认为它是司汤达的“最好作品”，并赞作者的“周密的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托尔斯泰“对他的勇气产生了好感，有一种近亲之感”。而在本国却被报纸评论几乎同声谴责据信应由作者负责的小说主人公于连的“道德残忍”，遭到十分冷漠。[1]在中国21世纪初，尘封了十二年的苏童的长篇小说《米》却因由此书改编的影片《大鸿米店》再一次引起人们评论的焦点，特别是关于主人公五龙的好与坏，赞誉与批评，理性与感性……笔者认为不能仅仅靠三言两语对某一作品的某些方面作出评析，且于连和五龙作为平民个人奋斗者又有些共通之处，现仅从两位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其心灵世界的影响异同来进行浅析如下：

于连和五龙的社会环境

司汤达的小说一向重视将主人公置于同其性格的形成和命运的发展密切相连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红与黑》在这一点上尤其成功。《红与黑》中的维里埃尔市是司汤达杜撰的一个外省小城，他在小说一开始“构筑”这座大部分居民“更像农民而不象城里人”的小城时，很好地再现了上述特点。这座小城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条湍急的流水供给动力的无数间锯木厂，“这是一种非常简陋的工业，给大部分的居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舒适”，“自从拿破仑垮台以后，就是靠印花布的制造，几乎维里埃尔的每一座房屋的正面都整修一新”，资本主义关系越来越深地渗入依然是农业国的法国广大农村。“提供收入”这句话，决定了维里埃尔的一切。这四个字代表了那城市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的习惯思想，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成为他们思考问题的主要依据。司汤达在《论〈红与黑〉》这篇文章中说，他这部小说是“认真地描写19世纪最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历届政府所带来的风气”，是描写“1814至1930年的波旁王朝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严肃的、尊重道德的、愁眉苦脸的法国”。在小说中，腐朽黑暗的教会，阴险伪善的神父，黑幕重重的巴黎，专横毒辣的贵族，勾心斗角的政界，贪污腐化的官吏，“有利可图”的思想，卑鄙庸俗的资产者，无不通过作者现实主义的描绘呈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在这部作品里既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巨大成果，拿破仑帝制的深刻影响，更看到了王政复辟时期社会生活及政治斗争的面貌。[2]

《米》，其背景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社会，地主、土豪、官僚、军阀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夹杂着贫穷、愚昧、残酷、仇恨、无知。唯利是图的米商，独霸一方的六爷，奸猾残忍的阿保，拿钱办事的土匪……尔虞我诈的黑暗旧中国社会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在经济落后宗法社会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故以自耕农、佃户及自耕农兼佃户为最多，此等小农因受外货侵入、军阀横行的影响，生活日感痛苦。一个逃离饥荒的农民通过火车流徙到城市，最后又如何通过火车回归故里，伴着一个家族三代人的颓败，乡村与城市的纠缠和冲突随着食欲的满足而又陷入性欲的陷阱。

《红与黑》和《米》中，作者给主人公“建构”的社会环境及影响有其两大异同点。首先，于连和五龙都出生于贫民家庭:于连是木匠家庭中不会干好活且常遭父兄打骂的对象,五龙是逃荒的农民、孤儿,都受人歧视。俩人虽都出生贫寒,但于连生于资本主义关系越来越深地渗入依然是农业国的法国广大农村，处于黑暗的法国王政复辟时期,尖锐的阶级关系与紧张的政治空气中；五龙则在旧中国宗法社会中深受各种压迫，比较而言,于连所处的社会环境要比五龙的环境复杂的多。第二,于连和五龙都是作为反抗者形象，但小说中具体建构的法国的社会环境和中国社会环境由于发展方向,时代的差距、国情的不同导致于连和五龙的发展的目标、反抗的对象及层次也不同。司汤达是资产阶级作家，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终归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关注的是法国复辟王朝时期整整一代青年的苦闷、追求和厄运，于连是一个个人奋斗的形象,反封建的小资产阶级,希望在上流社会赢得一席之地。高尔基说得好：“于连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3]；而苏童站在今日的社会主义中国角度建构旧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历史背景，把五龙（一个小农意识强烈的农民代表）放在这一社会环境中“思考和面对人及人的命运中黑暗的一面”。 [4]

马斯洛认为:环境在塑造人们的性格和人格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吸收周围所有的信息和影响,并把这些因素融入到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之中。我们的态度、价值、信仰、兴趣以及与他人联系的方式——所有这些及其他的特质都要受家庭、朋友、文化等的影响。而且，与个人动机有着密切关系的是社会环境或社会条件。[5]笔者个人认为：于连和五龙两人所追求的东西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制约。崔卫平曾说：“一个人思想的起点，肯定和他所处的现实有着血肉联系。”[6]所谓的改变自己的地位、身份及获得尊重等都是不确切的，不变的，在他们全部社会生活中,希望被爱、被人接受、被人尊敬，适应社会整体，得到他人的奖赏，这一切都是人的天性。“促使你行动的驱动力不是来源于你自身，而是来源于自身之外的力量。这里的关键是你自我意识的程度。（目标的）选择要求你能意识到社会的压力和期望，你能有意识地选择如何对它们做出反应。”[7]人的行为是外部操纵的结果----即社会环境的影响。即使可能认为自己是在进行真正的自由选择，但实际情况可能是自己对内在或外部强制力的反应所做出的一种“虚假的选择”。因为自己没有意识到对自己的行为产生影响的某些因素，所以“生活在玩偶的幻觉中，你的每一项活动都受看不见的提线的操纵。”[8]可以这样认为，于连和五龙生活的社会环境就是那根“看不见的提线”。

在一个把实利看的高于精神的社会中,个人性格的形成和完善必然受制于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9]生活环境不过是对我们产生的一种间接影响，每一个人的心灵也并不全合乎他周围的环境,各人都活在他自己的心灵世界中。[10]正如苏童所说的：“《米》是我第一次在作品中思考和面对人及人的命运中黑暗的一面。这是一个关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毁灭的故事。”[11]

于连和五龙的心灵的异同世界

自卑情结。于连和五龙都出生于贫民家庭:于连是木匠家庭中不会干好活且常遭父兄打骂的对象,在市长家及有幸混迹在巴黎所谓的上流社会中更是残遭鄙视；五龙是逃荒的农民孤儿,最初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荣格曾说：“不是人支配着情结，而是情结支配着人。[12]于连和五龙都受人歧视，也使他们有着极其敏锐的平民阶级意识。于连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一个“可怜虫”，“没有保护人，也没有钱”。地位不同、阶级不同的观念时时刺激着他，他唯恐自己因平民出身而受到上层阶级的轻贱。听到市长答应给他的待遇时，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愿意当佣人”，第一个问题是“我跟谁同桌饭呢？”当德﹒瑞那夫人建议给他一点儿赏赐，被他视为一种屈辱，他十分清楚，是他的贫困在跟他们的财富打交道。于连独自一人留在拉穆尔府的花园里，心里想：“这就是他们比我优越的地方，他们先人的业绩，使后代能超越卑俗的感情，不用为日常衣食操心！”“那目空一切的脸上的狠劲，那是常年的自卑心理在他容貌上刻下的印记。”玛娣儿抱定宗旨不去讨好于连，此时于连深感不幸，尤其心境大乱，“我这个人平凡庸俗，别人觉得讨厌，自己也觉得可鄙”，“有好几次（于连）心里浮起了自杀的念头”。拉穆尔小姐把自己予取予求的权利交给一个乡民出身的小神父，她每思及此几乎无地自容，三言两语之间对于连表示出极度的蔑视，“于连至今还是第一次屈服于这样的攻击，此时此刻他非但没想到要为自己辩护，反到卑视自己来。玛娣儿在写给他父亲拉穆尔侯爵的信中指出：“他（于连）对社会地位的差异有种天生的敏感”。[13]

同样，自卑情结在五龙身上也不可避免：五龙在被绮云拉着他的衣脚往门外拖并说他身上有虱子时，“五龙的脸因窘迫有点发红……他突然扭过脸，用愤怒得变了调的声音骂了一句粗话……”；米店一家在吃饭时，“他和两个伙计坐在另一张小桌上，主仆有别，五龙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五龙在吃第五碗饭时，绮云敲碗以示不满，“五龙抬头看看那碗饭，沉默了一会。猛地扬手把碗打翻了。他说，我操你们一家，让你们看看，我是不是要饭花子？” [14]

双重性格。因为时刻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的低下，于连和五龙对上层阶级的丑恶观察得更透彻，怀着强烈的愤懑。尼采说：“憎恨，常导致灾害、贪婪、野心以及其他所谓邪恶的东西。”[15]当瑞那先生毫不掩饰了因于连整个上午都没招呼孩子的功课的不满，瑞那夫人讨好地挽着于连的手臂，“于连冷冷看了她一眼，目光中流露出极端的鄙视．．．．．．那就是刻意报复的朦胧意愿。”同样，五龙买鞋，帆布面鞋子和皮鞋一个被遗忘的细节，“冯老板突然意识到五龙作为男人的性格棱角，心胸狭窄，善于记仇，忽略了他种种背叛和反抗的迹象”，五龙想起他曾经为了半包卤猪肉叫阿保和码头兄弟会那群人为爹，心里就有一种疯狂的痛苦。同样五龙用两块银圆让年轻的搬运工叫了爹，“五龙操起一根杠棒狠狠敲他的头顶，一边敲一边大声说。我最恨你们这些贱种，为了一块肉，为了两块钱，就可以随便叫人爹。”码头上的人们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五龙种种野蛮而乖戾的举动，“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五龙的异秉也是他一步步向上爬的心理依据。”五龙仔细地鉴别着搬运工的眼神，五龙说：“我从前比你还贱，我靠什么才有今天？靠的就是仇恨。这是我们做人的最好的资本。你可以真的忘记爹娘，但你不要忘记仇恨。”绮云面对着五龙沉默了很久，说：“你是世界上最狠毒的男人。”[16]

在普通老百姓当中，在下层阶级当中，尤其是在农民当中，可能还是比较喜欢读书看报、有知识的半上流社会（即有教养的阶级当中），有更多较为高尚的情趣和崇敬之情。于连对平民阶级的活力充满信心：“这些贵族，如果有可能让我跟他们进行一次武器对等的战斗，他们会怎样呢？”当五龙加入码头兄弟会后，回到家中是一脸的灿烂。自卑与自尊两个极端的转化，在于连和五龙身上体现尤为突出，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自卑感，极度地寻求自我的地位、权利、名声……

约拿情结。成年人总是怀疑甚至害怕自己的能力。“我们害怕自己的潜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当然害怕最低水平）。在我们最得意的时刻，处在最得意的条件下，在我们最雄心勃勃的瞬间，我们能够想象到自我实现的光辉情景。但我们通常害怕那个时刻的到来。在这种高峰时刻，我们为自身存在着某种上帝般完美的可能性而心神荡漾，但同时我们又会为这种可能性感到害怕、软弱和震惊。”[17]一个发展中的人总是不断地向自己提出挑战。这就需要勇气。当人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时。不免会产生一种无能的、不自在的感觉，而有些人永远也克服不了这种感觉。发展所带来的快乐需要——努力、自律和一定程度的痛苦为前提。于连在面对玛娣儿的艳丽是感到有时局促不安，“上流社会的这伙年轻人，他们有手腕，有耐心，，必定能占上风，胜过经验不足的我。我应该走开，了解这一切。”于连见拉穆尔小姐厚待她的未婚夫，回到自己房间里不禁盯着自己的手枪，心里自付道，“我把内衣的认记去掉，跑出巴黎寻个僻静的树林，了结着可憎的一生，其不是更聪明的办法？”[18]同样在《米》中，五龙在看到阿保和织云一起时想打死这个畜生，而“五龙深知陌生的城市和寄人篱下的处境使自己变的得谨慎而懦弱了。他只是在想。想。他不敢干。”[19]

爱与恨、以及性。古人常说:爱神Amor是盲目的.不但如此陷入情网的男人,虽明知意中人的气质或性格，都有使他难以忍耐的缺点，甚至会给他带来痛苦与不幸，却不肯稍改初衷,一意孤行.事实上他所追求的并非自己的事情，而是第三者——将来的新生命，然而，由于受幻想的包围，他们却以为对方正是自己所追求的目的。恋爱时，对恋人示之以冷淡，甚至以对方痛苦为乐，我们把它称之为“残忍”。歌德在《浮士德》中借魔鬼梅菲斯特所说的话：“被拒之恋，如置身地狱之火中，我真想知道是否还有比这更令人愤怒和诅咒的事情？”让我们简单回顾于连的两段爱情中的一些片段：当瑞那先生府上为迎接国王驾临维璃叶时，德瑞那夫人显得异常繁忙，故示神秘不肯说明所为何事，这使于连不仅惊讶而且生气。“我早就料到了，她府上一有迎驾的荣耀，爱情就退避三舍了。想到这里，（于连）心里无比酸涩”，“回想起瑞那夫人的种种，他感动得心都软了”，当于连去贝藏松的路上时，“两脚走了十几里路，心里还不能想别的事。……总是频频回首。”玛娣尔把往昔的旧情向于连仔细道来，使于连怀有苦涩和妒意，“这种妒忌，使他痛苦得无以复加。”于连的悲苦之状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于连从没想到痛苦会如此酷烈，就差愤切慨慷，嚎叫几声了！这颗坚强的灵魂，已彻底狂乱了。”“他（于连）感到爱丝情路一缕缕直渗进他内心的缝缝角角。他对她（玛娣尔）的爱慕，还从来没到这地步，其疯狂的地步，也不亚于玛娣尔。”[20]

而对于五龙来说，性，可能更重要些。“一个人进行性行为，可能不仅处于性欲发泄的目的，而且还要确立自己男性的自信，或者是为了通过征服获得强者的感觉，或者是为了赢得爱情依赖感。”[21]五龙简单回顾了流浪的过程，觉得冥冥向往的也许就是这个地方—— “……美貌丰腴骚劲十足的女人…….它体现了每一个枫杨树男人的梦想，它已经接近五龙脑子里虚拟的天堂”，五龙对绮云性骚扰时说：“你得替代织云，你快嫁给我了。”当米店姐妹易嫁后，在大白天“五龙对绮云说，我不管你，我就是现在相干，你是我的女人，你就是让我操死了也是活该，他突然拦腰抱起了绮云往米垛上走……在绮云的反抗和呻吟中，五龙再次实现了他心底深藏的宿愿。” [22]当于连获取了瑞那夫人的爱情后，认为：“他的职责——一种英雄的职责，业已完成。”[23]

于连和五龙两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

社会环境对人的生存的压抑----历史为于连这一代青年设置的，以及五龙所处的就是这样的共同处境。于连这一代青年被养育在英雄的时代，却不得不在门第和金钱主宰的时代里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只能有两种选择：退避或反抗。于连追求的不是“保证他生活舒适的碌碌无为”，而是青年时代的所有英雄的梦想，他决心实现这些英雄的梦想，并和阻碍他达到目的的社会展开了斗争，正如司汤达所说的，这是个“在和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五龙作为一个逃荒者，小农民意识强烈的人，在满足了基本生存条件后，不断向上爬，希意获得地位、身份，而他的低微出生注定不能被别人所认可，正如他所说的靠“仇恨”去反抗。

怎样认识这两个反抗者的形象呢？不能期望把它套进某个简便的模子，或者用一两句话作出定断。于连和五龙敢于直面人生，向当时的社会发起冲击，无疑具有英雄的气概。他们的英雄主义的动因，是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进取的野心的复杂结合，所以它必然往往是矛盾和扭曲的，例如，于连声称“不能堕落到跟仆人们在一起吃饭。我的父亲会强迫我；宁可死”但是，为了“为了能够飞黄腾达，比这再困难得多的事他都能去做”。不过，在鼓舞着他的英雄主义的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野心这两种“热情”中，前者毕竟是第一位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知道特赦以后他仍然可以得到财富和美人，他还是义无返顾地拒绝向“资产阶级”控制的法庭求饶。而五龙所受宗法农业社会和个人局限性的影响，与于连相比他的反抗就少得多，浅显的多，甚至逃避，例如，五龙做为一个几乎沦落为乞讨者，靠“仇恨”反抗成为一霸之主时飞扬跋扈，以很满足；在最后受挫时，却选择躲避在老家买下大片土地过完残生。

司汤达和苏童两位作家，从刻画于连与五龙两人所受社会环境对人的生存的压抑到反抗中笔者认为可以给我们有以下启示：

一．纵欲与虚无——理想主义和价值

人在面对现实中的压迫与不平，不免滋生比较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渴望改变现状，实现一个比较理想的世界。这种情操和抱负是难得而可贵。可是理想主义者容易因为理想带给自己的正当感，忽略了理想主义之艰难。另一方面，理想虽然旨在否定和超越现实，单它生在现实世界、由气血之人构思和推动，注定会受到现实的沾染与羁绊。换言之，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我们都有必要认清，理想要靠你自己来经营与发展，要靠你来展示它的价值，而你时时都有可能错误和失败的。若是轻忽了这中间的艰巨考验，认为理想主义不过是一件靠善意、信仰与献身就可以完成的事业，那么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它往往会以虚无主义为结局。于连和五龙的结局归宿就是最好的诠释。

“一己生命的意义,属于个人的选择,可以由个人自行负责.行为的是非对错,则牵涉到他人，不能是主观的抉择，而是必须满足道德普遍性的要求。”[24]于连和五龙的理想是其他们个人的理想，由他们自己来经营与发展，但不符合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道德普遍性要求，也就必然遭受社会环境的艰巨考验，使他们徘徊在虚无和纵欲之间。

二．欲望

对于于连和五龙来说，不管他们的环境怎样，需要层次是否高低，作为个人奋斗者是一心想尽可能改变自己的环境，以至命运，“欲望愈强烈、愈贪求我欲之满足的人，他所感到的痛苦也就更多更深，因为欲望经常附在他身上不断地啃噬他，使他的心灵充满苦恼。整个人生完全在欲望和满足之间。”[25]从本质上看，希望就是痛苦，希望的达到立刻带来满足之感：这个结局只是表面的，占有使被占有的东西失去引诱力，希望、需要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若希望、需要不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接着来的便是绝望、空虚、厌烦，对抗则这些东西的争斗是一样的困苦。

“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况，一个欲望满足后，往往又会迅速的被另一个欲望所占领。人几乎整个一生都总是在希望着什么，因而也引发了一切………”[26]

人类只是一些前因的后果，根本无法预见未来，他的一切根源、成长、希望与恐惧，一切爱与信，都只是偶发元素的安排结果；因此事实上没有任何热诚、任何英雄气概或任何思想与感觉，可以在入土死亡后，还能保存生命的，所以当代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奉献、所有的启发、所有人类的天才，最后终将在太阳系中毁灭，而所有人类成就，更将无可避免的与宇宙残骸一起被埋葬。“人生就是短暂与无力，在人类的全体来说，其结果将无情的结束下坠。”[27]

可以这样认为：社会环境在塑造人们的性格和人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的行为是外部操纵的结果----即社会环境的影响。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对自己的行为产生影响的某些因素，所以社会环境不仅影响人，也制约人。但生活环境不过是对我们产生的一种间接影响，每一个人的心灵也并不全合乎他周围的环境,各人都活在他自己的心灵世界中，也即有其各自的异同点。

参考文献：

[1] 司汤达.红与黑[M].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6月版《译本序》第1页

[2]同[1]《译本序》第9页

[3]同[1]第20页

[4]苏童.米[M].台湾出版社2000年6月版《急就的讲稿》

[5]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M].九州出版社2003年8月版

[6]崔卫平.论《虚无与存在主义》[M].《南方周末》2004年1月15日版

[7][8]同[5]第137页

[9]荣格.荣格性格哲学[M].九州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页

[10]叔本华。叔本华人生哲学[M].九州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页

[11]同[4]《急就的讲稿》

[12]同[9]第10页

[13]司汤达.红与黑[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4页、第324页、第331页、第393页

[14]同[4]第22页

[15]尼采.尼采生存哲学[M].九州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67页

[16]同[4]第51页、[3]第93页、第176页

[17]同[5]第163页

[18]同[13]第377页

[19]同[4]第34页

[20]同[13]第89页、第125页、第317页、第382页

[21]同[5]第46页

[22]同[4]第23页、第122页、第148页

[23]同[13]第50也

[24]同[6]

[25]同[10]第220页

[26]同[5]第52页

[27]罗素.一个自由人对神秘主义与逻辑的崇拜[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5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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