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课太平天国运动教案|第3课 盛世经济的繁荣 资料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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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主要粮食是粟和稻。粟的生长期比较短，所以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唐代，都是我国的主要粮食。李白写诗赞道：“虽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水稻是我国南方主要粮食作物，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逐渐居于重要地位。

耕作制度和栽培方法的进步

唐朝，由于国家长期统一，社会比较安定，北方的农业经济有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精耕细作的农田越来越多。南方的农业种植技术更有显著进步。首先是高产作物水稻的种植面积大大增加，并广泛采取育秧移植的栽培方法。杜甫诗形容说：“东屯（屯子、村庄）大江北，百顷平若按（案的异体字，狭长的桌子）；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插秧适（刚才）云（作语助，无义）已（完毕），引溜（水流）加灌溉。” 当时江淮地区，已经是大面积移植秧苗。其次是大量栽培早稻，即六七月可收割的一种早稻。育秧移植和早稻栽种，为在同一土地上复种麦子或其他作物创造了条件，使两年三熟的耕作制逐渐在南方推广，有的地方可一年两熟。

江南土地肥沃，气候温暖，雨水充足，无霜期比较长，加上人多劳动力充足，宋朝时人们对土地的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大力发展稻麦轮作的二熟制。“吴地沃而物伙，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这种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在唐代已经出现了。

茶业生产的兴盛

我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家。茶最初被当作一种药材，在长期的医药实践中，人们认识到茶不仅可以治病，而且味道清香，可以清热解渴，是一种很好的饮料。西汉时完成了从药用到饮料的过渡，当时已有煮茶、卖茶的记载。东汉著名医学家华佗说：“苦茶久食益意思。”认识到茶对人体能起到兴奋大脑和心脏的作用。三国时江南一带已形成饮茶习惯，《三国志·韦曜传》说：吴国皇帝孙皓，每次宴会都强迫群臣喝酒，每人至少以七升为限。韦曜不会喝酒，孙皓密赐茶给他，允许以茶代酒。说明当时已有了饮茶的习惯。魏晋南北朝时茶被用来招待客人。东晋桓温招待宾客主要用茶果。

唐时南北统一，各地交往密切，饮茶风气从南方传入北方，中唐以后又从中土传往塞外，渐成为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之必需。黄河流域的关西、山东饮茶之盛到了“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的地步。“上自宫省，下至邑里，茶为食物，无异米盐”。当时一些城市里，已经有了专门卖茶的茶馆。

由于茶的需要量大增，刺激了茶的生产和贸易，除野生茶树外，大量进行人工栽培。唐时茶叶产地遍及今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陕西等省。茶叶生产已是江南农业的重要部门。“江淮之人，什二三以茶为业。”祁门县境甚至“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什七八”（《全唐文》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茶树栽培技术和管理方法也有显著进步，茶树种植三年后，每亩鲜茶可收120斤。每到茶叶收获季节，茶产地盛况空前，四远商人纷纷赶来，大量采购。南方的茶叶，通过大运河和陆路大批运往北方，“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当时名茶就有二十多种，如蒙顶、石花等。793年唐政府征收茶税，“十税其一”，是年征得茶赋40万缗，约当全年收入的1／15，可见茶叶在当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唐代茶业承前启后，不仅在南北朝的基础上有了迅速发展，而且影响及于世界。从唐代开始我国的茶叶相继输往世界各国，至今各国语言中茶字语音，无不源出于我国的茶字，可见茶是我们祖先对人类饮料的一大贡献。

陆羽和《茶经》

陆羽，唐朝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茶叶专家。所著《茶经》一书，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茶的起源、茶的性状和种类、茶的产地、采茶的器具、制茶的过程、煮茶的方法、饮茶的茶具、茶叶优劣的区分和水质品第的鉴定等，都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这是我国茶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它充分反映唐朝已具有丰富的茶叶知识，对后世研究茶史有相当影响。据《太平御览》记载，从宋代起，陆羽就被人称为“茶神”了。

唐朝的蚕桑生产

唐朝前期的蚕丝业中心仍在北方，李白形容河北清漳一带的纺织情况是：“缲（同缫）丝鸣机抒（zhu织布的梭子），百里声相闻。”当时黄河流域的蚕桑生产技术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江浙一带蚕丝业还比较落后。《国史补》记载一个故事：唐初有个叫薛兼训的人，任江东节度使。因为越州（今浙江北部）人不善缫织，薛兼训就从军队中召募了一批单身汉，发给他们很多钱，密令他们到北方选择善于缫织的妇女结婚，一年中娶得数百人，带回越州。从此越州缫织技术迅速提高，所产绫纱妙称江左。《国史补》作者李肇在唐大中年间任浙江台州刺史，距薛兼训在江东不到百年，这个故事不会毫无根据，至少说明唐初浙江缫织技术不及北方，后来就赶上了北方。《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朝前期越州贡品中只有交梭白绫一种，唐朝后期就有异物文绫、单纱吴绫等数十种，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江南蚕丝业得到巨大发展。

我国是大麻和芝麻的原产地，所以国际上把大麻叫做“汉麻”，把芒麻叫做“中国草”。我国最早采用的纺织材料主要是麻。苎麻织成的夏布洁白清爽，清凉离汗，受到人们的欢迎。唐朝的衣服主要以丝麻为材料。

唐朝的养马业

唐朝养马业也很发达，由于战争和日常生活中驾车代步以及生产的需要，马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唐政府设太仆寺管理全国马政，在西北草原地带设置不少官营牧场，在牧场建立饲料基地。国家养马数量逐年增加，至高宗麟德年间，唐政府养马达706000匹，故马价极为便宜，一匹绢就可换一匹马。

养马主要是为了军事，因此强调马的强壮矫健。为了改良马种，汉唐都从西域输入大批优良马种，进行繁殖和杂交，改良内地马。改良的马，体质健壮，外形优美，这种杂交的技术成就和规模之大，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利用杂交方法创造新畜种如骡等，是我国古代家畜育种科学的重大成就。

唐朝女子骑马之风，上至妃嫔公主下至民间皆盛行。杜甫咏虢国夫人（杨贵妃三姐）诗说：“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宫门”。《资治通鉴》记载：玄宗天宝十载正月“杨氏五宅（杨贵妃兄姊）夜游，与广平公主（玄宗女）从者争西市门，杨氏奴挥鞭及公主衣，公王坠马……。

唐代女子骑马图（图画）

此画为唐代名画家张萱的作品，名为《虢国夫人游春图》，现存为宋人摹本。虢国夫人为杨贵妃的三姊，因贵妃得宠而受封。“游春图”反映了唐玄宗后期朝内上下荒淫无度的生活和杨氏一家势倾天下的情况。画面人数虽不多，却渲染出了豪华的气派。贵妇们骑马游春时悠闲而略带懒散的情绪和气氛，刻划得极为生动。在这里主要表现唐代女子骑马的形象。

曲辕犁（图画）

曲辕犁构造示意图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一定的类型标志着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水平。农具的改进以及广泛采用，对唐朝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唐以前笨重的长直辕犁，回转困难，耕地费力。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出一种轻便的短曲辕犁。陕西三原贞观时期李寿墓壁画上的牛耕图，以及敦煌壁画晚唐时的牛耕图，犁辕都是弯曲的，说明许多地方广泛采用了曲辕犁。晚唐时的陆龟蒙《耒耜经》记载曲辕犁由11个部件构成，重大改进有三处：1．长直辕改成了短曲辕。旧式犁长一般为今9尺左右，前及牛肩，曲辕犁长合今6尺左右，只及牛后。犁架变小重量减轻，便于回转，操纵灵活，节省畜力。由旧式犁的二牛抬杠变为一牛牵引。2．增装了犁评，由于犁评厚度逐级下降，推进犁评，使犁箭向下，犁插入地深；拉退犁评，使犁箭向上，犁插入地浅，可适应深耕和浅耕的不同需要。3．改进了犁壁，唐时犁壁呈圆形，因此又称犁镜。可将翻起的土推到一旁减少前进的阻力，而且能翻覆土块，以断绝草根的生长。这种犁出现后逐渐推广，成为最先进的耕具。耕犁至此基本定型，这是唐代劳动人民对耕犁的重大改进。

筒车（图画）

各种水车广泛用于农田灌溉，是唐朝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杜甫在四川写的《春水》诗说：“连筒灌小园”，李实解释这句话说：“川中水车如纺车，以细竹为之，车骨之末，缚以竹筒，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泻水”（《杜诗镜铨》《春水》诗注。），这是一种利用水力转动的筒车。这种筒车是用竹或木制成一个大型立轮，由一个横轴架起，可以自由转动。轮的周围斜装上许多小竹筒或小木简，把这个转轮安置在溪流上，使它下面一部分浸入水中，受水流之冲击，自行旋转不已。轮周斜挂的小筒，当没入水中时满盛溪水，随轮旋转上升，由于筒口上斜，筒内水不流洒，当立轮旋转180°时，小筒已平躺在立轮的最高处，进而筒口呈下倾位置，盛水即由高处泄入淌水槽，流入岸上农田。这对解决岸高水低，水流湍急地区的灌溉有着重大意义。这种自转不息终夜有声的筒车，确实是人无灌溉之劳而田有常熟之利。一昼夜可灌田百亩以上（唐代缺乏具体记载，此据宋应星《天工开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水车已传到日本，829年日本的“太政府符”专门谈及“应作水车事”，说：“传闻唐国之风，渠堰不便之处，多构水车。无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此间之民，素无此备，动若焦损。宜下仰（切望）民间，作备件器，以为农业之资。其以手转、以足踏、服牛回等，备随便宜。”这一记载不仅是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绝好证明，

也生动说明水车使用已成“唐国之风”，其种类有手转、足踏、牛拉等。

水利事业的发达

唐朝水利工程相当发达，劳动人民不仅修复了一些旧的水利工程，而且新建了许多新的灌溉系统，水利兴修比过去多得多。仅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各地水利建设二百余项，分布于全国广大地区。唐初所分十道中仅陇右道水程失载。

这些水利工程755年以前修建的占总数70％，唐后期修建较少，占30％。多数为中小型工程，由地方政府征发民户修建而成。大的工程可灌田上万顷，小的可灌田数十顷。北方以开渠引灌为主，南方偏重于排水、蓄水，修建堤、堰、陂、塘。沿海则多修筑堤防，防捍海潮。这些水利工程合计灌溉面积极大，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丝织业

唐代丝织业非常发达，丝织技术精巧，丝织品品种花式繁多，争奇斗艳，琳琅满目，主要有绢、绫、锦、罗、纱、绮、絁等。

绫是以斜纹组织起花，光如镜面的丝织品。绢是用生丝织成的一种平纹织物，主要产于唐代北方。绢的显著特点是质轻，《太平广记》记载有一种轻绢，一匹长四丈，重量只有半两。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唐代绢幡，都是用一种几乎透明的薄绢制成的，挂在佛堂的过道上，不阻碍光线。陆游《老学庵笔记》说：“亳州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纱是一种表面布满纱眼的丝织物，亳州轻纱由于过于精薄，人手如无重量，做成衣服，真像身披轻雾。这种轻纱就是唐代贵妇“嫌罗不着爱轻容”的轻容纱，新疆吐鲁番发现的一件深红色轻容纱，菲薄精巧无比。锦是一种多彩织花的高级丝织物。益州、扬州的锦最负盛名。蜀锦绚丽多彩，精美绝伦。

唐朝丝织品的色彩极为丰富，有人对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物作了色谱分析：红有银红、水红、猩红、绛红、绛紫等五色；黄有鹅黄、菊黄、杏黄、金黄、土黄、茶褐等六色；青、蓝有蛋青、天青、翠蓝、宝蓝、赤青、藏青等六色；绿有胡绿、叶绿、果绿、墨绿、豆绿等五色，连同黑白二色，共达24色之多。

陶瓷业

唐朝陶瓷业达到很高的水平。从唐朝起瓷器制造才与陶器制造完全分离，形成一个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瓷器已代替金、银、漆器成为不可缺少的日用器皿。开始出现了制瓷名窑，邢窑及四川大邑的白瓷，胎质坚致，釉色洁白，杜甫咏白瓷说：“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清脆的玉声）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越州的青瓷瓷土细腻，胎质精薄，瓷化程度高，釉色晶莹润泽，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说青瓷釉色晶莹如九秋露水，色泽如千峰滴翠。陆羽评青瓷白瓷说：“若邢瓷类银（言其白），则越瓷类玉（言其白而莹润）”，“若邢瓷类雪（言其洁白），则越瓷类冰（言其洁白而透明）”。是抓住了它们的特点的。唐三彩是一种铅釉陶器，它先以白色粘土作成陶胚，放在窑内素烧。陶胚烧成后再上釉进行釉烧，彩釉多是白、黄、绿、褐、蓝等色。经过化学分析彩釉主要是矽酸铅，用铅和石英配制而成，透明无色，制作时先在白地的陶胎上涂一层无色釉，然后再涂各种金属氧化物作为呈色剂，进行釉烧。工匠们可以配出浅黄、翠绿、天蓝等色彩。由于铅釉高温流动的性质，烧时往下流淌，呈现出从浓到淡的层次，融合绚丽。斑驳淋漓，成为闻名于世的唐三彩，表明工匠们对化学原料特性的认识、对火焰的控制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金属铸造业

金属铸造技术在唐代有很大进步，扬州的江心镜是世所闻名的，唐朝以来一直是贡品。《朝野金载》载“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这是一种大衣镜，足见制作技术的精巧。近代考古发掘出唐代铜镜不少，制作确实精致美观。1970年，西安南郊出土的唐代窖藏文物中，有270件金银器。经鉴定制作工艺极为复杂精细，焊接技巧纯熟，焊口平直，焊缝不易发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盘、碗等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螺纹清晰，起刀和落点显著，有的小金盒，螺纹的同心度很强，纹路细密，说明当时已使用简单车床，其动力仍是手摇足踩，但它是近代机床的雏型。这在我国机械工业史上是一个较重要的发现。

唐都长安的规模和布局

唐长安城沿用隋大兴城旧制，不断修建，更加宏伟壮丽。长安城布局特色：1．宫殿、衙署、坊、市分置，宫城居全城北部正中，为宫殿区；其南是皇城，为中央衙署所在地；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皇城与宫城，是一般群众与官僚的住宅区和商业区。住宅区名坊，商业区名市，坊市分置。宫殿区居全城北部中央，显然带有皇帝“至高无上，南面称王”的意思，这可说是宇文恺当年设计长安格局时的中心思想。2．全城南北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东半部设万年县，有东市；西半部设长安县，有西市，东半部54坊和西半部55坊绝大部分对称。因修兴庆宫、大明宫稍有变动。3．棋盘式的街道宽畅笔直。长安城内的街道均作南北、东西向排列，相互垂直，笔直端正，宽畅豁达。南北纵列的大街11条，东西横列的大街14条，由这些大街把外郭城切成109个长方形的坊和东西二市、二市各占两坊之地。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正反映了这种整齐划一的棋盘式格局。全城街道两旁都有排水沟，并栽种槐榆，大道笔直，绿树成荫，市容十分壮观。白居易给张籍的诗中所谓：“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就反映这一情况。宫城和皇城内，则多种梧桐柳树。4．封闭式的坊和集中的市。坊的结构是封闭式的，各坊都有围墙，住宅的门都在坊内。除皇城以南36坊只开东西两门，仅有东西大街外，其余各坊皆开东西南北四门，都有一条东西大街、一条南北大街构成的十字街。东西两市四面各开两门，各有两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构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九个方块。每方的四面都临街，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四围，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叫做行，东市有220行（有的说120行），西市“市内店铺亦如东市”。西市是长安城商业集中之地，也是长安城经济活动的中心。

人口百万，商业繁荣

长安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韩昌黎全集·论今年权停选举状》：“今京师之人，不啻（chi止）百万。”《韩昌黎全集·出门》：“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说长安有百万人口。《长安志》载：长安、万年二县共领户8万余。按一户五口推算，长安居民为40万，加上皇族、禁军、奴仆、僧、尼、道、冠（女道士）、少数民族、外国客人，长安人口可达百万。本目标题出自上述韩愈的诗，“百万家”应是虚指，形容长安人口众多。因为如果按一家四口计算，百万家当为400万口，与实际情况不符。

唐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唐太宗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了民族融洽，迁居长安的少数民族数字十分可观。仅贞观时迁居长安的突厥族人就有1万家，突厥贵族被唐政府任命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吏的达百余人。所以身着各式服装的边疆各族会聚长安，使长安成为国内各民族交往的中心。

长安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城市，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唐六典》记载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互相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来到长安。唐政府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设置翻译人员，提供各种便利。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道东壁的礼宾图，生动地描绘了中外友好往来的场面。例如波斯（伊朗）曾不断派遣使者前来长安，波斯商人遍布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很多波斯人长期甚至世代留居中国长安等地。波斯人李元谅在唐朝官至尚书左仆射、镇国军节度使。波斯商人很多从事珠宝行业，大多住在西市，经营普通商业的也有，如长安两市有波斯邸、波斯酒店等。可见在长安居住的外国侨民也很多。

长安百万人口需要大量的商品供应，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外国商人云集京城，兴贩贸易，使长安东西两市商业兴隆繁盛。仅见于历史记载的，两市行业就有铁行、肉行、笔行、大衣行、鞦（qiu牛马后部的革带）辔（pei驾驭牲口的缰绳）行、药行、秤行、绢行、麸行、鱼店、酒肆、帛肆、衣肆、寄附铺（寄卖所）、波斯邸（专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货物之处）等等。到唐后期，两市繁荣达到极盛。由于长安城规模大、人口多，大小工商业适应居民需要，在两市周围和城门附近各坊发展起来。如崇仁坊“一街辐辏（集聚），遂倾（超过）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长安志》卷八）说明中唐以后，长安城工商业的发展，在地区上突破了两市的范围，在时间上突破了夜禁的限制。

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在封建时代是少见的都市设计，在国内国外影响很大，日本的平安京（西京）就是仿照长安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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