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的主题思想_《药》的主题、主要线索和主要人物

【jiaoan.jxxyjl.com--高三语文教案】

对于《药》的主题的分析，历来存在着分歧。有的评论者歪曲它的主题，有认为是表现作者“对于世间的恐怖”①的；有认为是表现“亲子之爱”的。②这类见解，早已为大家摈弃，我们也无需再去评议。

近来，有人指出《药》是歌颂革命者夏瑜的；有人说是揭露黑暗统治的；有人说是批评群众的落后和麻木；有人又说是批评革命者的脱离群众。但更多的是把上述几个方面加以捏合算作小说的主题的。尤其普遍而通行的，是说作者对夏瑜不单是歌颂，更重要的是批判。批判什么呢？据说是批判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脱离群众”，不去“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甚至“害怕群众”，以及“以救世主自居的英雄史观”，从而“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有的论者甚至无中生有地在那里称赞说：“作者对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致命弱点的批判是深刻的具体的，也是打中要害的。”有的又由此引申开来说：《药》的宗旨是“意在解决资产阶级革命家应当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的”。③

这样，到底什么是主题，《药》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反而使人们模糊起来，不得要领了。

我们认为，文学作品的主题是作家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描绘，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当然，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极为丰富复杂的，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即使一个作品在读者面前提出许多问题，显示了丰富多彩的思想意义，其中也必有一个贯串全篇的中心思想，而其它思想都是从属于这个中心思想的。所谓主题，就是指这个贯串整个作品的中心思想，或者说是主题思想。

主题，是作家观察和认识生活的结果，它又不能不受作家世界观的支配和制约。每个时代都各有其特定的生活内容，每个作家也各有其思想的特色。因而，作家对自己所参与的斗争，经历的事件，接触的人物，以及在作品中提出并试图解答的问题，都必然具有时代的、阶级的特点，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主题，也就必然具有时代的、阶级的特色。

那么，《药》的主题是什么呢？

对于主题的探索，应当从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并作出符合作者原意的结论。

为了准确地把握《药》的主题，我们已经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在写作《药》时，以及此前此后，对于革命和群众关系问题的认识和思考。现在，再让我们从作品实际出发，来做一点具体而求实的分析罢。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先看作品的暗线。作品中属于暗线的人物只有夏瑜一人。他是一个家境贫寒的青年革命家。作品一开始，他就被刽子手砍了头，读者与他，连晤面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只是在第三节中，通过作者侧面的描写窥见他的形象。他很穷，管牢的阿义想乘机捞一把，竟“榨不出一点油水”来；他很勇敢，即使身陷囹圄，“还要劝牢头造反”；他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是一个坚决反封建的战士。在人们普遍接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时候，他不失为一个先觉的精神的战士，他公然表示：“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简短的话语，正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他已经把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整个封建制度。当然，夏瑜所说的“我们大家”，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而言；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曾经“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④因此，夏瑜口中的“我们大家”，除了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之外，也多少包括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夏瑜是个始终没有出场的人物。作者不曾直接地、正面地描写过他一笔，而是通过刽子手对他的敌视态度和群众对他不理解的种种言词和表现，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完成了对他的刻划。他独自构成了作品的一条线索，虽然处在暗线的地位，却依然掩盖不住他那崇高的革命者的光辉。我们觉得，作者对他非但没有丝毫的批判，相反，是在全力歌颂他，是把他作为一个“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的革命战士和精神战士来歌颂的。

但是，歌颂夏瑜并不是作者的主要目的。歌颂夏瑜是为了突出另一个更根本的思想：即群众现在是怎样对待革命和革命者的，他们如此对待革命和革命者的现象，能够允许继续存在下去吗？应当怎样来改变这种现状呢？正因为这样，作者才把他的笔墨集中在作品的明线，对华老栓和以他为代表的那形形色色的群众展开了直接的、正面的描写。

华老栓是一个小城镇的贫民，就其社会地位和精神状态来看，同当时一般贫苦农民并无不同，他劳苦、善良，不曾做过什么损人利己的坏事，也似乎没有什么令人非议的品质，就连那个为儿子治病的人血馒头，也是他用辛勤劳动所得尽其所有买来的，他实在可以说是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人。可是，他保守、落后，只顾切身的、眼前的利益；他迷信、愚昧，毫不自觉地幻想用别人的生命来换取儿子的生命；当茶客们议论夏瑜被杀的时候，他也无动于衷。这不是因为他冷酷，而是出于麻木的一种冷漠。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说过：“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由此可见，华老栓的愚昧和麻木，完全是圣人和圣人之徒们的治绩。这样，当夏瑜被杀头的时候，华老栓便不会感到有切肤之痛；当小栓吃人血馒头的时候，华老栓自然也就不会想到革命者为民众献身，反为这“所 为”而灭亡的悲哀和精神的痛苦。

在作品的第四部分，集中地表现了夏四奶奶和华大妈的精神面貌。夏四奶奶不仅不理解儿子牺牲的意义，而且受着传统和舆论的束缚反觉得“羞愧”。对于儿子坟头上的“花环”，她也全然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想来想去，也 只能按照传统的思路附会到鬼神迷信上去。她说：“这花没有根，不象自己开的。——这地方有谁来呢？孩子不会来玩；——亲戚本家早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结论是：儿子“今天特意显点灵”来给她知道的。而华大妈，则一不知夏四奶奶的儿子为何而死，二不知自己的儿子吃下的“药”，正是这位革命者的血。至于认识对方的儿子是为统治者的钢刀而杀，自己的孩子死于软刀，对她来说，更是不可思议的事。

鲁迅不仅展现了华老栓、华大妈和夏四奶奶的麻木和愚弱，而且将“花 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一类的“暴君治下的臣民”聚集在茶馆里，揭示了他们的灵魂。这些茶客，不是清王朝的官吏，不是革命的敌人，却众口一声地大骂夏瑜是“发疯”。这就从政治上深刻地揭示了他们对于“精神的战士”的那种本不应有却又普遍存在的敌视态度，也从思想上深刻地揭示了庸众的思想认识距离革命是何等遥远！

这就是《药》里所描绘的群众的精神风貌：他们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对于革命者，在其生前，有的殴打，有的咒骂；在其死后，又买他的血当“药”吃。革命者孤寂地葬在荒野，孩子不敢去玩，亲戚本家更怕株连，惟有孤独的老母亲前来上坟，但竟连她也感到“羞愧”……

恩格斯在论到法德农民问题时曾经指出：“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但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⑤难道华老栓一类的居民不也正是中国专制制度的一种支柱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表现在《药》里的社会黑暗和色调灰暗，就不仅从清王朝的残暴统治方面反映出来，也不仅从康大叔、夏三爷等人物的身上反映出来，而且也从华老栓和以他为代表的那些愚昧而麻木的居民的身上反映了出来。

由此可见，《药》的明线是描写群众愚昧；其暗线歌颂了革命者的献身。用人血馒头将明暗两条线索连结起来，就更加突出了群众的愚昧，但却又使献身的革命者感到了一种难以忍耐的悲哀和孤寂。作者所揭示的不是夏瑜有什么错误和缺点，而是群众身上的弱点。并且不是一般的揭示，而是把这种弱点和革命、革命者联结起来，更加深刻地加以揭示。诚然夏瑜是孤寂和悲哀的，但作者并没有剖析他这孤寂和悲哀的主观原因，比如“脱离群众”之类，而是着重在揭示造成这种悲哀和孤寂的客观原因。就在剖析客观原因的时候，作者也不是着重在揭示反动统治者的凶残和狡猾，而是侧重描绘群众的麻木和愚昧。这就是说，革命者的悲哀和孤寂是因为深味了群众的愚昧和麻木之故。鲁迅曾经与友人谈及这篇作品，他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⑥我们认为鲁迅的这一段话已经清楚地说明他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如果需要我们做出概括的话，《药》的主题就是：群众现在还很愚昧，他们对于革命本是迫切需要的，然而他们却毫不觉悟，甚至敌视革命。要革命，就必须用科学的、民主的思想，把他们从孔孟之道和封建迷信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否则，革命的成功就没有希望。

《药》，尽管还表现着鲁迅对群众力量的估计不足，但他所描写的人物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大量的真实存在。他是从革命和群众关系的高度来提出问题，启人深思的。他虽然还不知道应当怎样正确地去解决这一问题，但提出问题的本身也就意味着在号召，在催促革命者来解决这一问题。“疑问的解决就包含在疑问的正确的提出”⑦，鲁迅深刻地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正说明他在探求着这个问题的科学的答案。

我们不能同意那种认为《药》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革命者“脱离群众”，不去“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甚至“害怕群众”，以及“以救世主自居的英雄史观”的看法。这首先是因为它不符合作家的思想实际。试问：当作者本人在革命与群众关系问题上还存在着唯心史观局限的情况下，当他自己还在提倡以“个人的自大”来对庸众宣战的时候，他难道会去批判夏瑜的“脱离群众“和“英雄史观”吗？在中外文学史上，又有那个世界观还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作家，居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出过一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名著？没有。

其次，这种见解也背离了作品的实际，因为对于夏瑜，作者并无批判。有人说：夏瑜在狱中劝牢头造反，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是他脱离群众的表现。这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可以强词夺理的话，这句话不是正好可以说成是在宣传和发动群众吗？（当然，作者并无此意）还有人说：阿义打夏瑜嘴巴，夏瑜说他“可怜可怜”，这正是他“以救世主自居的英雄史观”的表现。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主观的臆断。因为这一细节所表现的革命者对于庸众的一种哀怜的态度，不过是哀其愚弱，怜其麻木而已。如果说这里表现了夏瑜自以为“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的某种优越感，那么作者对此，也不是批判而是赞赏，他所要批评的只是阿义的愚昧和由此而导致的凶狠。由此可见，这种既脱离作家思想状况又背离作品实际的论断，不仅在理论上是荒唐的，在事实上也是全无根据的。

正因为这样，我们也就不能同意那种由此而来的推论。即认为《药》的主题是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和“解决资产阶级革命家应当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等说法。鲁迅是辛亥革命的过来人，阿Q被杀前游街的时候，路旁不就有“马蚁似的”人群来围观和鉴赏吗？这类革命党人被杀和群众的愚昧和麻木，他自然不仅耳闻，也曾目睹。如果说《药》的主题，包括了他这一时期的生活感受那当然是对的。但是，假如认为“揭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药》的主题或主题的一个部分，那就未必正确。《药》的取材、故事情节和辛亥革命并无直接关系，因而这种意见便未免使人感到大而化之。且不说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革命党人的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而是由于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所致。即使这种判断是正确的，那么鲁迅当时是否已经有了这种认识呢？显然还没有。至于说《药》的创作是旨在“解决资产阶级革命家如何正确对待群众”，那就更是无稽之谈。试问，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也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资产阶级可曾有一天正确地对待过群众吗？人们可以对它有此厚望吗？而且连鲁迅自己当时也未能正确对待群众，他竟然可能为自己的作品立下这样的宗旨和主题吗？

对于《药》的主题的认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既脱离作者思想实际，又背离作品实际的现象呢？除了没有认真研究鲁迅的思想发展，没有认真研读《药》这篇作品以及对于理论的怠慢之外，恐怕是由于太强调了某一时期的某种政治需要的缘故。例如：当着某一政治运动强调发动群众的时候，或者强调批判资产阶级的时候，或者讳言群众落后的时候，便容易抓住作品的和作者经历过的某一方面的事实来适应“政治运动”的需要，发表“趋时”的议论，而忘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列宁说：“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⑧我们应当 牢记列宁的话并永远引以为戒。

由于对《药》的主题看法分歧，所以对《药》的主要线索，主要人物的认识，也就呈现了众说纷纭的争议局面。有人说：“暗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药》的主线，夏瑜的主人公的地位是“摆好了的，确定了的”⑨。也有人说：《药》描写了“两个主人公”⑩，又有人说《药》“是一篇没有主人公的小说”€。这些意见，我们都不能同意。因为作品的主人公是作者着力刻划的人物，也是最能体现主题思想的人物，如果我们前面对《药》的主题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主人公和主线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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